[CBD传奇]北京百姓心中的老酒
一出现即受追捧，50年来畅销不衰
20世纪90年代以前，凡路过建国门外八王坟的人都会闻到浓浓的酒香，因为建国门外大街南侧是北京酿酒总厂占地100余亩的厂房和近50亩的酒糟池。据上年纪的人说，原来每逢周末都会有不少人托亲戚朋友混入酒厂，接几桶红星二锅头的“静流”(原浆)，因为它比勾兑出来的成品更纯、更烈，而且是自家泡制药酒的极品原料。但进入2 1世纪后，北京酿酒总厂更名为红星酿酒股份有限公司，老厂房被高档写字楼取代，老厂址上只剩下一座红星大厦，老酒友们只能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去觅红星的身影了。
喝烧锅酒是老北京人的习惯
今年60岁的张世荣，从小每天到胡同口的小酒铺给父亲老张打二两酒铺自制的烧锅酒。遇到年节，老张还会嘱咐他把普通烧锅酒换成二锅头，改善一下生活。可新中国成立后，胡同口的小酒铺关闭了，老张便开始了每天到外面找酒喝的生活。
明清时期，除了皇家御用特制的名酒外，民间也出现了不少酿酒作坊，当时因其酿酒的方法被称为“烧锅”。由于朝廷规定距城40里之内不准开设“烧锅”，因此酿酒作坊多在四郊。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由于对酒业未加管制，北京酒类生产作坊很多，尤其是生产白酒的“烧锅”多达40余家，其中市内28家，近郊10余家，共有制酒甑桶56个，工人650余人，日产3万斤白酒。当时京城酒友们都到离家较近的“烧锅”打酒喝，而且都把喝上两口醇正的二锅头当成最大的享受。
据原北京酿酒总厂厂长张晋孝介绍，1949年4月，北京市酒业专卖公司成立后，政府对酒实行专卖，停止私人经营，并要求昕有“烧锅”关闭，只有龙泉、同泉涌、永和成、同庆泉等8家京城著名“烧锅”与酒业公司签订了加工代烧白酒的合同，合同规定：交一斤65度白酒，供给高梁二斤八两八钱、大曲半斤和煤一斤二两五。一时间，京城白酒成为最紧俏的商品，酒友们逢年过节都很难喝到醇正的烧锅酒，更别说梦寐以求的二锅头了。
红星二锅头一出现就受追捧
由于没了烧锅酒，老张虽然坚持每天到外面喝二两，但回家来老没笑模样，还总念叨着老“烧锅”。直到1954年的一天，老张破天荒地带回来一瓶酒，笑逐颜开地说，总算又能喝到二锅头了，还让小张记住这酒是红星牌的。
1949年5月6日，华北酒业公司派黄秋芳和其他5位同事在东郊八王坟原北京屠宰场的基础上筹建华北酿酒实验厂，同年9月，该厂生产出了第一批二锅头，作为北京酿酒行业献给新中国的礼物。原北京酿酒总厂副厂长、全国著名评酒师黄秋芳说，当时实验厂并没把二锅头作为主要生产项目。在1950年收编上义、大喜两家著名果露酒厂和石家庄黄酒厂后，实验厂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酿酒厂，并改名北京酿酒厂。该厂把研制、生产葡萄酒和黄酒作为主要项目，其出产的白酒主要是挂靠小酒厂生产的普通烧酒，质量较差，因此未得到京城百姓认可，白酒一度因此滞销积压。
黄秋芳说，为缓和不利局面，创立北京的白酒品牌，1953年轻工业部给红星商标所有人石家庄酿酒厂发函：“希望红星牌注册证转与北京酿酒厂”。北京酿酒厂于1954年1月正式拥有“红星牌”商标，并规定红星牌二锅头为保证质量必须是红粮酿造，否则不生产。自此，65度绿色玻璃瓶红星二锅头出现在北京百姓的酒桌上，为缓和市场供应，北京酿酒厂还开始生产55度红星二锅头。
粮食紧张时期红星一直陪伴北京百姓
在粮食紧张的年月里，凭本才能买到二锅头，小张和老张被迫改变了每天都喝二两的习惯。小张为保证父亲喝酒，还一度戒酒。但令他们欣慰的是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，红星二锅头一直陪伴着他们，只要有“本”就有酒喝。
1954年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，20世纪60年代初又遇到自然灾害，饮料酒粮供应紧张，白酒粮更是逐年大幅减少，连同代用粮在内，仅为北京酿酒厂正常生产的三分之一。黄秋芳说，在酒粮紧张的情况下，北京酿酒厂就用芋头、烂白薯和烂柿子维持生产，把仅有的高梁全部用于红星二锅头的酿造，以保护红星品牌和对北京市场的供应。
在竭力维持二锅头生产的同时，北京酿酒厂也在寻找新的出路。据原北京酿酒总厂职工任可达说，1 960年酒厂在农村建起11个小烧点，利用多穗高梁秆和玉米芯等农业废料酿制白酒，4个多月共生产62度白酒7万多公斤，缓解了白酒市场的压力。而且酒厂还开始进行酒精、丙酮、丁醇等粮食代用品的实验。在去上海溶剂厂考察之后，厂里决定进行酒精和溶剂生产。当年产量3000吨的酒精车间投入使用后，北京酿酒厂彻底摆脱了粮食紧缺的困境，使红星二锅头再次飘香满京城。1962年，巴金、刘白羽等著名作家考察酒厂，刘白羽挥毫写下“闻香下马，飘飘欲仙”8个字，以表彰该厂对北京酒业的贡献。
